长春真人刘渊然是明初重要的道教领袖，辞归南京朝天宫后，坐化于西山道院，后葬于江宁县安德乡园子冈。2010年12月，南京市博物馆在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梅山村发掘一座明代砖室墓，墓室保存完整，出土的墓志确认墓主为刘渊然（图1）。在墓葬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墓前发现了被严重扰乱的明代堆积地层，地层中包含砖石建筑构件，¹这处堆积可能是与刘渊然有关的栖真观遗存。

图1  长春真人墓志盖拓片

栖真观一名，最早见于明王直撰《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亦可见于《明一统志》、正德《江宁县志》、《江南通志》及《金陵琐事》等文献。后三篇文献均记栖真观位于府城外安德乡，与《长春真人祠堂记》所载大相径庭。下文梳理文献，对栖真观位置略作考证，求教方家。

刘渊然，生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卒于明宣德七年（1432）八月，年八十二，徐州萧县人。祖父刘伯成任元赣州路总管，遂改籍赣州。十六岁入道修行，后师从原阳子赵宜真，以忠孝传道法，被净明宗尊为第六代嗣师。²

明太祖定鼎南京后，召之于南昌，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自此开启了刘渊然与明初四朝五帝的交往。至阙后，太祖“赐号高道，命建西山道院于朝天宫居之，日被顾问”。³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受命赴武当山寻真；值高帝宾天，建文帝召其还都建金箓斋，后升道录司右正一；永乐三年（1405）升道录司左正一，六年冬至二十二年间先谪龙虎山、再至滇南，谪置云南期间广传道教，推动了道教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即位后召刘渊然还京，皓然白首，万里还归，洪熙元年（1425）受封为“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庄静普济长春真人”，⁴天下道教事；宣德七年（1432）二月，以老辞归南京朝天宫西山道院，宣宗亲作山水图诗赠之，八月坐化，宣宗遣官致祭，命工部治莹域，葬江宁安德乡园子冈。明陈琏《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云“敕工部营建宅兆于城南大库山之原”，⁵大库山即今南京西南部之岱山，刘渊然墓发现于岱山北侧的丘陵冈地，明代属安德乡范围，旧名园子冈。

辞归南京前，其徒邵以正继承了刘渊然的道统，被荐于宣宗，亦领天下道教事，历宣德、正统、景泰与天顺四朝，以正统九年（1444）督校《道藏》事为巨。长春真人逝后，弟子邵以正、胡文圭等分别请人作《长春真人刘渊然祠堂记》，现存三篇：其一为收录于明陈涟《琴轩集》的《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其二为云南昆明黑龙潭的陈循撰《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⁶其三为收录于明王直《抑庵文后集》的《长春刘真人祠堂记》。⁷

陈涟撰《长春刘真人祠堂记》，撰成时间不确定。陈涟于正统元年（1436）任礼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辞官归乡，景泰五年（1454）病逝。道录司左玄义胡文圭、其嗣法徒弟黄一中等请陈涟撰文，成文时间应在正统元年至六年间，这是目前可考时间最早的一篇长春真人祠堂记。文中有“遂以宫左祖师堂为栖神所，合前代祖师祀焉，请记其实，以示方来”。以《金陵玄观志》所记校之，南京朝天宫西山道院旧有历代真人祠堂、碑亭等，⁸长春真人为其中所祀之一，故该篇《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应为朝天宫历代真人祠祀刘渊然立碑之用。

图2  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碑额

陈循撰《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碑旧属龙泉观，今碑额位于昆明龙泉观（图2），碑身可见拓片（图3）。⁹文末记“大明景泰七年岁次丙子春三月初”立，故成文时间应在景泰七年三月前，距立碑时间不长。文中称邵以正为“守玄冲靖秉诚专确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弘济真人”，此道号受封于景泰五年十二月，邵以正受封弘济真人号后，建祠立碑于龙泉观，以“追念其师传授恩德”。

图3 《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碑文拓片

王直撰《长春刘真人祠堂记》，未署撰写时间。王直历职于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初年去职还乡。文中亦称邵以正为“守玄冲靖秉诚专确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弘济真人”，邵以正卒于天顺六年（1462）八月，卒时道号为“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道号的变化缘起于明英宗复辟之事。宣德间，长春真人刘渊然荐邵以正于朝，授道录司玄义；景泰四年（1453）十月赐邵以正为“守玄冲静高士”，¹⁰景泰五年（1454）十二月赐其为“守玄冲靖秉诚专确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弘济真人”；¹¹英宗复位后，邵以正于天顺元年二月以老辞职，但同年八月英宗复其为“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¹²“弘济真人”道号仅行于景泰五年十二月至天顺元年二月间，故王直所撰《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应在这一期间内。细而究之，文中语及“守玄感训诲奖拔之勤，念授受承传之妙，尝建祠祀于滇南龙泉观，至是复以栖真观乃先朝所赐长春始终所寓，其精神流通焄蒿凄怆常若有见焉，不可以无祀也”。王直作此文在昆明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建成后。而《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碑末署“大明景泰七年岁次丙子春三月初吉住持陆守真立”，祠堂所建时间应在此前，但时间不会太久。由此看来，王直撰文时间的上限应是景泰七年（1456）春。次年正月十七日，英宗重登帝位，政局动荡，人心惶惶，二月即有邵以正辞职之事，因而撰文的下限应在该年正月十七前。

关于祠堂所在位置，王直文中有“南京栖真观新修长春刘真人祠堂成，盖守玄冲靖秉诚专确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弘济真人邵公以正命其高第弟子道录司玄义李希祖为营建”。又有“西山道院赐名栖真庵，正统间改赐名栖真观”一语。王《记》出现了南京“栖真观”一名，因而位于南京的栖真观是一处与长春真人刘渊然有关的道观名称，其后明清两代文献亦有关于此栖真观的记载，但对道观的位置则出现了不同观点。西山道院赐名栖真庵，正统间改赐名栖真观一事，除王《记》外，其他官修或私人文献均未提及，西山道院究竟有没有更名为栖真观存疑。

王《记》载：“上遣官赐祭，工部为治茔域，葬于江宁安德乡之园子冈。所居西山道院赐名栖真庵，正统间改赐名栖真观。”又载：“复以栖真观乃先朝所赐，长春始终所寓”，¹³认为栖真观由朝天宫西山道院改名而来，这一说法仅见于该文献，来源于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五。祠记的书就时间为“南京栖真观新修长春刘真人祠堂成”后，文末注明该记文为“守玄求予记，故为记之，俾刻石以告来者”。明代碑、传、墓志铭有门生子弟以故主生平事迹求之于善文者之例，故祠记内容应为据邵以正提供的材料撰写而成。邵以正为刘渊然亲传弟子，刘渊然辞归南京西山道院前，荐邵以正接任其位，故有宣宗召其由云南至北京之事，他提供的长春真人行迹应属无误。但以邵以正的经历来看，他从未在南京西山道院有过长时期驻留，以他提供的材料而撰写的《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对栖真观位置的记载可能有误。

记载栖真观的其他文献有《明一统志》、正德《江宁县志》、《江南通志》及《金陵琐事》等，另有《金陵玄观志》，是明代南京道教宫观方面的重要史料，也可提供佐证。

《明一统志》卷六载：“栖真观在府南三十里，正统八年建。”¹⁴该书为明代官修地理总志，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奉敕撰，成书于英宗天顺五年（1461），时距正统八年（1443）仅十八年，所记应属可信。正德《江宁县志》记“栖真观在县南安德乡，正统八年建，赐额”。¹⁵清官修《江南通志》卷四十三载：“栖真观在府南安德乡，明正统间建赐额。”¹⁶该书为清康熙、雍正年间撰修，所记位置延引了《明一统志》及正德《江宁县志》之说，对栖真观的位置记录较二者为详。《金陵琐事》为明周晖撰，周晖为上元人，生活在明嘉靖至天启年间，书中所记均为金陵人金陵事，亦多前人的行状事迹。书中卷四“玉冠”条载“长春刘真人葬于凤台门外麻田七真观”¹⁷，“七真观”应为“栖真观”之讹，所记栖真观位置与《明一统志》《江南通志》所记相同。刘渊然墓的发现地点在明代属安德乡，位于南京城南，出凤台门沿新亭古道几近三十里。

再以《金陵玄观志》佐之，该书是记录明代南京道教的重要文献，撰者为明南祠部郎葛寅亮，职掌佛、道等教事，书内以大观领中观、中观领小观之体例条列南京明代道观的统属情况。书中所列中观、小观之名均不见栖真观，颇疑栖真观是否存在。但从朝天宫“本宫租粮、道规条例”看，朝天宫位于南京的道产有“七总庄”，其注为“坐落上（元）江（宁）二县，崇礼、太南、朱门、新亭、安德、处真等六乡，又宫前房地共为七处，其田星散不一，多为膏腴，路程远近不等”。¹⁸其中，位于安德乡的道产应是《金陵琐事》所载“凤台门外麻田七真观”，即“栖真观”所在地。安德乡道产包括栖真观均直属于朝天宫，《金陵玄观志》该条下仅列殿堂、基址、道职、道产等，不列小观名，故无栖真观之名亦属正常。

观之明代正统以后的历史文献，可考西山道院有无更名为栖真观。明代中期以后，南京文献中关于西山道院的记载并不以栖真观称之，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化十三年（1477）《敇护西山道院》，敇文有“皇帝敇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朕惟南京西山道院乃洪武中建，以处长春真人刘渊然之所”，¹⁹所附普济真人喻道纯《奏西山道院文》亦称西山道院，若西山道院有改赐名栖真观，此等荣耀之事作为刘渊然徒孙，喻道纯断不会仍以西山道院称之，而不用御赐之名之理，退而言之，亦会于所奏文本中提及赐名之事。再者，前文所言邵以正从未在南京有过长期驻留，其所请刘渊然之事迹及南京栖真观事亦多从于前人所记，因此王直应邵以正所请作《长春刘真人祠堂记》，记栖真观由西山道院改赐之事，应属将为长春真人守墓之栖真观误记为由其生前所居之西山道院改名而来。由王直文可知，栖真观所建时间早于正统八年，因而有“所居西山道院赐名栖真庵，正统间改赐名栖真观”一语，文中以西山道院改赐名栖真观的观点无其他史料可印证属孤证，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孤证不立。相对而言，栖真观位于江宁县安德乡的观点，除清代《江南通志》所载或来源于《正德江宁县志》，《明一统志》、正德《江宁县志》、《金陵琐事》等三篇文献所记的栖真观位置可相互印证，应属可信。栖真观应是正统年间建于刘渊然墓前以供守墓之用，属坟寺类道观，与明代官宦在墓前建佛寺以守其墓相类似，这类寺观规模较小，多不见记载。

总而言之，栖真观位于安德乡，距府城凤台门三十里，长春真人刘渊然葬于该观；栖真观不是源于朝天宫西山道院改赐而是建于刘渊然墓前，先有栖真庵之名，后于正统间赐名栖真观；景泰七年三月至八年正月间，弘济真人邵以正于昆明龙泉观建长春刘真人祠堂后，请王直为栖真观新建的长春刘真人祠堂作《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但在人人自危的时局下，王直作成《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后，若恰处英宗复位，邵以正自身且危，祠堂记能否刻石立碑也成未知。

“栖真”一词，意指存养真性，可见于《晋书·葛洪传论》：“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又可见于《真诰·运象二》：“宗道都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滇南龙泉观，原名龙泉山道院，为长春真人谪云南时所居，“院之东堂曰栖真，宾游之所也；西轩曰超玄，休偃之所也；北为重堂以奉天师像”。²⁰“栖真”一词与长春真人的志行高洁相合，故以“栖真”命名与真人有关的道观，十分合适。而究其近因，栖真观之名应源自刘渊然旧住之龙泉观栖真堂。

图4  长春真人墓出土铜炉和铜烛台2

图5  长春真人墓出土铜双耳瓶纹饰

长春真人刘渊然历事明初四朝，南京是其于洪武朝起家、永乐朝官至左正一之地，后以老辞归南京亦有归葬南京之意。洪熙、宣德两朝，刘渊然所受宠遇弥厚，《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称，真人“平生所有貂裘、鹤氅、法衣、宝剑，一切道具舆帐，供奉给事之人之类，无一不出朝廷所赐。崇奖之荣，玄教罕比”。²¹王直撰《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亦载：“其所服用皆出上赐。”²²刘渊然墓中出土的铜五供均属实用器具（图4），应为宣宗所赐，尤以两件饰龙纹的铜双耳瓶最为精美23。（图5）刘渊然在南京十六年陪侍帝王的起伏经历对其影响深远，选择南京作为终老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李希祖奉命于栖真观建长春刘真人祠，也是以邵以正为首的众弟子对长春真人的纪念。

（作者单位为南京市博物馆。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17年02期。）

注

2.（清）胡之玟：《净明宗教录》卷六《长春刘真人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

3、6、21.（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61页。

4.《明仁宗实录》卷四，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卯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78页，下同。

5.（明）陈琏：《长春刘真人祠堂记》，《琴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56页。

7、13、22.（明）王直：《长春刘真人祠堂记》，《抑庵文后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27页。

8、18、19.（明）葛寅亮：《金陵玄观志》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9.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

10.《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四，景泰四年十月丙戌条，第8385页。

11.《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景泰五年十二月丙申条，第8844页。

12.《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天顺元年八月乙巳条，第9965页。

14.《明一统志》卷六“南京·寺观·栖真观”条，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第528页。

15.《正德江宁县志》卷六“寺观·栖真观”条，《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县志11》，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

16.《江南通志》卷四十三“寺观·江宁府·栖真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第385页。

17.（明）周晖：《金陵琐事》卷四“玉冠”条，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20.（明）王景彰：《龙泉山道院记》，《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48页。